上海人大都知道“七十六号”魔窟。 “七十六号”是上海人的口头俗称。它的正式名称是汪伪“国民党中央特务委员会特工总部”，后来又叫汪伪“中央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部上海办事处”。当年位于“沪西歹土”的极司菲尔路七十六号，即今万航渡路，现在已经是所学校了。 “七十六号”是汪精卫政权的政治保卫机关，在它创立、兴旺和衰亡的六、七年间，有两个特点，首先，它进行特工战的主要对手，是重庆国民党戴笠的军统特务。其次，“七十六号”习惯于在社会上连续杀人，而在机关内部处决的比较少。 “七十六号”的特工战曾经大闹过上海滩，在现代史上，是件大事。 由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3月出版的《上海特工站》（沈立行著）一书，对这一内幕做了披露。下文是该书的节选。
在一九三九年整一年内，“七十六号”和“一一三六弄弄堂政府”对租界内的抗日报纸，冤仇和疙瘩越结越深，终于出现了一场刀光剑影、血肉横飞的特工战，使孤岛充满了血腥味儿。
一九三九年五月初，汪精卫一伙群集上海，筹组伪政府。CC的《中美日报》、宋子文的《大美晚报》以及《文汇报》、《申报》、《新闻报》等，无不对汪破口大骂，尽情抨击。在这十里洋场内，“汉奸傀儡”臭不可闻，“弄堂政府”传为笑柄。这使李士群恰如骨鲠在喉，必须一吐为快。一天，李士群、丁默屯阝等开会，商讨对策。丁说：“照目前的情况，我们被骂得狗血喷头，声名狼藉，‘和平运动’怎么搞得起来？”
“租界大不了巴掌那么大一块地方，我们来个双管齐下。一是立即自己办报；一是打掉那些报纸，使它从此说不出话来。”李士群并不把问题看得十分严重。
“我已预备用十万元的代价，托了一个叫董瑜的律师，向洋商买下《文汇报》。这些报纸现在都是挂着外国人的招牌，方能在租界立足的。”丁默屯阝谈出了自己的打算。
“办报宣传，是件要紧的事。汪先生的《中华日报》马上要在上海复刊，但人员都是从香港《南华日报》调来的。他们都是广东人，对上海不熟，必须还要在上海招兵买马，搜罗一些文人和记者，为我们造造声势。”汪手下的秀才胡兰成说。
“人有呀！这号人中统多的是。像人称‘鬼才’、颇有名气的穆时英和刘呐鸥，就是既和中统勾勾搭搭，又和我们暗通关节的人。我和士群商量，想叫他们去接办《文汇报》。还有，汪先生未来之前，我们也已经办了几张小报和刊物。像专门翻译英文小说的林微音，有点小名气，我们每个月只津贴他四十元。他有奶便是娘，就办起一个《南风》杂志来了，真是价廉物美呢！还有，专写三角恋爱的摸屁股文人张资平，也由日本人和我们津贴，办了一本《文学研究》。所以，这方面我们也是人才济济的。”丁默屯阝原本是个办报老手，说来头头是道。
这次会议，决定了双管齐下的对策：既要扼杀抗日报纸，又要主宰新闻阵地。于是，由“七十六号”的黑秀才起草，以“中国国民党铲共救国特工总指挥部”的名义，在六月上旬向租界中习惯于谩骂“七十六号”的报纸统一发出了恐吓信。信中说：
我等奉命谨慎行动，故未以暴力相加。无识之徒，以为我等无此力量，实属大谬。自今伊始，台端主编之部分，如再发现有反汪拥共及反和平之记载，均认台端为共党爪牙，希图颠覆本党及危害国家。按照国法，断难容忍，并决不再作任何警告与通知，即派员执行死刑，以昭惩戒。见信与否，均希自裁。如必须一试我等力量，也悉听尊便也。
与此同时，“七十六号”又对八十三位新闻界人士发出“通缉令”。意思是说，随时随地可以绑架，但如果甘心落水，反过来就有津贴可拿。在这八十三个人中，非但将一般的普通记者列入于内，甚至连几个早已落水的也赫然有名。为什么自己人要“通缉”自己人呢？当然不是“七十六号”的糊涂，而是真真假假，假假真真，来一个“山人自有妙计”。事实上这些人后来大都相继落水，成为汪精卫的摇旗呐喊者了，其中尤以《申报》和《新闻报》的人居多。他们成立了“新闻小组”，每星期送情报给“七十六号”，换取报酬。
但是，始终不屈的报纸，也还有不少，像《文汇报》、《大美晚报》、《中美日报》、《导报》、《译报》等等，虽然政治背景各有不同，但攻击“七十六号”的步调倒是一致的。“七十六号”也不含糊，就将这件工作交给原本熟悉CC内幕的苏成德，命令他既可杀人，又可捉人。在发出恐吓信的第二天，《申报》记者瞿绍伊就遭暗杀。这显然是杀只鸡给猢狲看看，放个信号弹而已。
苏成德本把枪口对准了进步而又泼辣的《文汇报》，但报纸挂的是洋商招牌，受到租界巡捕房的保护，警察密布，戒备森严。报社每个出入口都装上了铁门，有武装把守。编辑和记者外出或归来，都有武装的保险汽车接送。整个报社，就像一个战斗碉堡，也如一个滴水不露的铁笼子。苏成德尽管武装到了牙齿，也实在无处下口。一天，他向吴四宝说：
“娘的！给他来个新鲜的死法如何？”
两个人一商量，就想出了个毒如蛇蝎的办法：他们在旅馆开了一个房间，出洋五十元作小费，叫一个茶役将满满一篓水果送到《文汇报》去，并附了一张字条：
编辑、记者先生大鉴：你们不避艰险，发扬民族正气，实堪钦佩。今奉上水果少许，以资慰劳，聊表心意。
——几个爱国的穷大学生
当年的报纸，读者看着痛快，是常常会送去慰劳品的，本来不足为奇，无奈时值非常，周围气氛又那么紧张，就不可不防了。《文汇报》将这筐水果送到英租界工部局去化验，哪知只只苹果和桔子都已注满毒液，只要咬上一口，任凭你钢筋铁骨，也要瘫痪在地，无可救药！苏成德看看没有一个人上钩，也就只得将《文汇报》暂时放下，而将目标转向《中美日报》和《大美晚报》去了。这两张报纸，虽然都是重庆国民党办的，政治立场各有不同，唯独在辱骂汉奸和“七十六号”这件事上却通力合作，早把个李士群恨得咬牙切齿。“沪西歹土”四字，就是由这些报纸一再刊登而“扬名”的。
一九三九年七月二十二日晚上，天气闷热，雷声四起。苏成德命令吴四宝，带领暴徒二十余人，分乘汽车，突然驰向爱多亚路长耕里的《中美日报》社。《中美日报》本是CC的报纸，自从中统上海区全部投敌后，他们知道危险，就三步一岗，五步一哨，甚至在和英文《泰晤士报》连接的天桥上也架起了一挺轻机关枪。“七十六号”人马一到，立即被巡捕发觉，于是展开了上海滩上少有的一场大规模枪战，一时子弹横飞，声震屋宇，交通断绝，行人裹足！“七十六号”见无隙可乘，只得纷纷上车，败兴而归。这次行动，虽然没有成功，但苏成德还是重金犒赏，每个匪徒发酒钱二百元；受伤的加倍。后来，“七十六号”改变战略，派人埋伏在专门批发报纸的棋盘街一带，将发行的《中美日报》抢劫一空！
当时《申报》有个记者金华亭，是重庆派在上海的“中宣部”联络员，对租界内的反汪报纸，有检查权，倒也权势炙热，气焰熏天。但此公是个吃白食、跳白舞、打弹子、搓麻将的混世儿，沉湎酒色，醉生梦死。不过，他平时倒也常写文章，谩骂李士群和“七十六号”。金有一个同行，名唤朱竹同，是《华美晚报》的负责人，两人吃喝嫖赌，一掷千金，毫不吝惜，日子一长，弄得好端端一张《华美晚报》负债累累，只好关门大吉。不料，这朱竹同早已落水当了“七十六号”的情报员，和李士群的心腹黄敬斋单线联系。此时的朱竹同，明知“七十六号”要置金华亭于死地，但为了一笔赏金，也就顾不得金的性命，只好卖友求“钱”了！朱向黄敬斋说：
“金华亭这个人，是不识抬举，但请你转告李先生，千万不要敲掉他。把他捉来，我有把握说得他投降。”朱竹同竟然颇有爱心地说。
黄敬斋向李士群请示，但李想到金那些挖苦他的文章，就怒火中烧，无法容忍地说：
“这种臭货，要他何用？敲掉算了！”
“七十六号”这个杀金华亭的决定，朱竹同却并不知道。朱接到黄敬斋的命令后，就约金到“文华舞厅”跳舞吃饭。当金到达舞厅，跨出一辆破旧的自备汽车时，突然飞来两枪，击中头部，金还想拔枪还击，但立即又中二弹，于是双手一摊，枪支落地，倒在血泊中呜呼哀哉了！事后，朱竹同觉得对不起朋友，还和黄敬斋闹了一场狗咬狗的纠纷，但人死不能复生，一厚叠“正金银行”的新钞票终于塞满了朱的腰包，也就心满意足地算了。
在上海，对“七十六号”仇恨最深、打击最大的，要算《大美晚报》。虽说这张报纸是宋子文所办，与汪精卫也无深仇宿怨，无奈一批编辑和记者却有爱国之心，无日不骂“七十六号”，其中副刊《夜光》的编辑朱惺公，更是大义凛然，嫉恶如仇，博得了租界内中国人的拥护和喝彩。对于朱惺公，和金华亭一样，李士群听到这个名字就恨得牙齿嘎嘎作响。
一天，李和苏成德商量，命令第六行动大队长潘公亚，于一九三九年初秋，带着手榴弹和机关枪，预备一举血洗《大美晚报》。当武装暴徒冲进报社后，编辑部人员已从边门溜得精光。于是，暴徒们打烂编辑部，砸碎排字房，并且和法租界的安南巡捕发生枪战。一阵枪声之后，几个头戴尖笠的安南人已经躺在血污中了！此时，法租界警车赶到，当场捉住了两个受伤的人，其中之一就是潘公亚，因为他脚上中了一枪，无法动弹，只得束手就擒。法租界巡捕房将这两个“七十六号”的暴徒稍事包扎后，就引渡给国民党留在租界内的“特区法院”。法院借此大做文章，竟然每人判了二年徒刑，关入马思南路监狱。这就触发了“七十六号”以后血洗司法界的一段事来。判虽判了，但日本宪兵队随之也就马上出场，硬说潘是中流弹的过路人。法国巡捕房受不起压力，只好说服“特区法院”，将两个暴徒放了。
李士群对此十分不满，但又不好公开斥责苏成德，只说：
“光打报馆没有用，再杀它几个！”
只隔了两天，《大美晚报》一个无足轻重的小记者程振章从辣斐德路家中出来时，砰砰几枪，当场送了命！当天的《大美晚报》副刊《夜光》就指名道姓，痛骂李士群。李哪里忍受得住，就下了继续暗杀的命令。
《大美晚报》总编辑张似旭，道貌岸然，西装笔挺，其实早就和“七十六号”暗中往来，领取津贴，答应拥汪了。但此人脚踏两头船，看风方使舵，却迟迟不见行动，没有兑现，而且仍让朱惺公天天破口大骂，这就激怒了“七十六号”。李士群狂吼道：
“我们让这小子骗了！干掉他！”
七月十九日下午，当张似旭风度翩翩地在静安寺路“凯士林”西菜社二楼吃饭时，被三个西装客举枪射击，当场毙命！几天以后，总经理李骏英也在四马路被“七十六号”的枪手打死！一时腥风血雨，草木皆兵，闹得《大美晚报》人人自危，惴惴不安，许多人都迈不开步子去上班了。
那时上海的报社，大都铁门紧闭，堆满沙袋，好像打仗时的堡垒。编辑部的写字台上，均装有直通四马路巡捕房的警铃。日汪的《中华日报》，在河南路桥北堍，怕军统还击，也弄得铁桶似地，四面都有“七十六号”的岗亭，机关枪对准了四面。“七十六号”特务还给记者们“上课”，凡是溜出去看电影的，要等开场后才混入；在影片结束前，先从“太平门”溜出。总之，要搞得虚虚实实，神秘莫测，使人摸不准规律。因此，当记者的，个个神经紧张，说不定出门就挨上几枪，弄得风声鹤唳，草木皆兵。唯独那位朱惺公，倒是一点不怕，不避不躲，来去自如，大家都为他捏着一把汗。
话说那位朱惺公，倒是孤岛新闻界中一位奇人和狂人。抗战爆发后，他曾潦倒贫困，一度摆过旧书摊。一九三八年二月，进《大美晚报》当副刊《夜光》编辑。此人玩世不恭，是个道地的名士派，喝喝老酒，抽抽大烟，酒兴后便写些激昂慷慨的文章。本来，“七十六号”只当他是个神经病，并没有想要杀他。但经多次警告，朱惺公竟视而不见，充耳不闻，反在副刊上骂道：“老子一定要骂，有本领就来打我！”于是李士群下了杀他的命令。
当时的朱惺公，尽管生活散漫，不修边幅，但在孤岛人的心目中，已成为红人了。他编了《看花专辑》，赞美菊花的高洁精神，以此痛骂汉奸；他首创“沪西歹土”四字，使李士群恨之入骨；他又刊出《中华民族英雄》，歌颂文天祥、顾炎武等人；他甚至连续登出《汉奸史话》，将“七十六号”和“一一三六弄”这一群赤裸裸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。朱惺公在报上公开答复“七十六号”的公开信说：
这年头，到死能挺直脊梁，是难能可贵的。杀了我一人，中国尚有四万万五千万人在！余不屈服，也不乞怜！余之所为，实为内心之所要，社会之同情，天理之所容！如天道不灭，正气犹存，则余生为庸人，死为鬼雄，死于此时此地，诚甘之如饴矣！
报社同人劝他：“何必自己送死？好死不如恶活，为何一定要惨死呢？”
朱惺公哈哈大笑，在六月二十九日的副刊上索性刊出了预先自挽的对联：
懦夫畏死终须死，
志士求仁几得仁？
一九三九年八月三十日下午，朱惺公毫无戒备，经过每天必须走的天后宫桥时，突然从旁窜出三人，把他绑架。朱高声大叫：“汉奸抓人了！汉奸抓人了！”暴徒无奈，砰砰几枪，就结果了这位年仅三十九岁的硬汉子的性命！
《大美晚报》枉死这么多人后，倒也并未吓倒。后台老板宋子文向戴笠大发脾气，骂他的“蓝衣社”是吃干饭的。戴笠哪敢对国舅爷顶嘴，只得严令上海区的陈恭澍，要伺机狠狠报复，大杀汉奸文人。此外，宋子文又送了不少钱给《大美晚报》的洋商斯达，这个高鼻子就调整班子，预备继续骂下去，反正子弹打不到他身上去。斯达将英文版的袁仁伦调编中文版，对袁的生活和安全，都作了妥善的安排。但“七十六号”警告袁说：“你如果当总编辑，无论你如何警戒，第二天就叫你去见上帝！”吓得袁仁伦携家挈眷，一溜烟逃到后方去了。《大美晚报》经此一番血洗和折腾，元气大伤，以后虽仍出版，但骂声低了不少，“七十六号”也就眼开眼闭，由它去了。
军统上海区接到严令以后，就计划着对汪方报馆人员下手。无奈像汪的《中华日报》、《时代晚报》，铁门紧闭，戒备森严，四周均有岗楼，由“七十六号”派人守卫；记者外出，则由武装汽车接送，任凭你陈恭澍三头六臂，一时也难下手。直到一九四○年六月，才算找上了“七十六号”原拟接办《文汇报》的汉奸文人穆时英和刘呐鸥。当此两人从福州路“大鸿运酒家”出来时，一阵枪响，两人立即报销，这才稍稍使军统出了一口怨气。
这一场针对新闻界的特工战，直杀得天昏地暗，血流成河。由于孤岛已经陷入日方的包围，戴笠再度败北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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